史诗的希腊文是Epos， 本义就是故事，但它并非私人书写或书写私人，而是雅斯贝尔斯所谓的古代高度文化时期的民族精神及其文化历史世界的集体性传承。
[31]从一些记载来看，颛顼半人半神，具有很强的神性，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吕刑》称其为皇帝。需要说明的是，绝地天通并非完全隔绝人与天的交通，而是将交通的权力垄断在少数人手里。
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由于神人的界限不够明确，不同氏族的神也没有隶属关系，故影响范围有限，无法促进社会的分层，树立政治权威，形成政治共同体。二 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有可能对绝地天通的历史素地与层累建构做出进一步分析和梳理。这样随着部族统一战争的完成，早期部族国家就进入夏商周的王朝国家。由于古代社会宗教与权力的密切关系，垄断了通天权也就垄断了世俗的统治权。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
[14]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前者以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为代表，其特征是金属工具在生产和灌溉中大规模运用，贸易的扩展以及文字对经济的促进等，它成为近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来源。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儒家文化的价值受到激进主义者的普遍怀疑乃至全盘否定，以至于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
一、中国儒学是开放的、不断转化的理论系统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中国文明的样式，是中国社会乃至东亚社会的生活方式。他以为，三统之说立，就是儒家式人文主义的真正完成，也就是儒学真正转进第三期之发展。西方文化的到来对中国儒学而言利大于弊。他与龚自珍一样强烈要求改革，甚至认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断言小更革则小效，大更革则大效。
经过五四打倒孔家店，文革时期的全民性批孔运动，儒学并没有被风吹雨打去，验证着儒学的坚强。良知，牟先生亦称之为道德理性，自我坎陷即自我否定，良知自我坎陷是说道德理性通过自我否定转出架构理性，实现民主与科学。
龚自珍只是要求改革，至于如何改，他并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儒学现在则转化第三期之发展。（2）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总是与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当代世界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外患日急的情形下，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这些既是清王朝的大员，又是儒学信仰者、孔子形象维护者的人士，在中国自南到北兴起了一场以富国强兵为口号的洋务运动。
如何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儒家文化能否像消化印度佛学一样，再度融合西方文化，开出儒学的新形态，是对近代以来的一切儒家学者提出的严峻考验。儒学的理论自孔子起就不是为中国人设计的，而是为全人类设计的，为可以称做人的人而设计的。（4）儒学由精英走向大众，由殿堂走向民间，实现儒学的民间化、大众化、生活化与实践化，儒学由少数精英的绝学转化为大众的实践之学、生活之学，人人能得道、悟道、体道、弘道，让儒学造福全社会、全中国、全人类。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
民主与科学的实现只有通过道德理性自觉地自己否定自己，转而成为逆其自己的反对物，才能实现。儒学由民间走向庙堂，一方面借助官方的政治、教育、人才选拔等资源，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没有西学的到来，就没有儒学的新生，也就没有新形态儒学。（梁漱溟语）这番话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社会心态的真实写照。
道统是内圣，学统与政统是外王，或者说是新外王，三统并建之说就是牟先生本内圣之学对现代新外王的解决。康有为的思考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儒学发展的最高成就。中国遭遇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正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先是儒道兼综的玄学兴起，继之印度佛学进入中原大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唐、牟、徐等海外新儒家形成。2、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中国现代儒学的奠基期 康有为孔教运动的失败，意味着制度化儒学的努力破产。
（2）关切当代社会的新发展，回应当代社会的问题，不断为儒学的发展寻找到新的动力，实现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促进儒家理论与现代社会的双向受益。百余年的中国儒学不断转化的事实说明： （1）儒学在中国有着顽强、坚韧的生命力。
三、21世纪，中国儒学创造性转化如何可能？ 儒学是顺应中国文化的大流、主流而来，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不是诸子之一子，而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序列中的人物，因而儒学是最富有文化根源意义的智慧，是历史上、现在、将来会不断走向开放、走向完善的思想学说。他认为，现在西方文化的路向已经走到了尽头，其征服自然的态度所产生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方法已经走向了反面，不仅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而且还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在龚自珍去世十多年、魏源还活着的时候，一场席卷中国东南半壁江山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运动到来了。从中西文化的关系上讲，三统之说显然是孔孟陆王心性之学同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相融合的产物。
牟先生认为，儒学在历史上已经完成两期之发展，第一期是由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继梁而起，张君劢倡导新宋学，主张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长，建立混合经济模态。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和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中国儒学的未来转化应注意如下数端： （1）在人类视域里定位儒学未来发展。熊十力以大易为宗，重建儒家的道德形上学，转活陆王心学。
中国儒学的转化就是以儒学为主体，融合西方文化，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中国文化生命在以往的发展中充分实现了内圣，但在外王方面却有严重的不足，即没有产生近代的民主与科学。
梁漱溟在分判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路向时曾指出，西方文化是意欲为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文化，印度文化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意欲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都是第一条路向没有走完就转向第二、第三路向，所以它们是人类文化的早熟。
并下令将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各善堂会馆，独祀孔子。不过，儒学从来不是僵化的、封闭的理论系统，而是不断与时俱进、开放的理论系统。
尽管人们对体的内涵和用的意义理解不同，但这一口号至今仍有其意义。西学东渐，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重要课题。这是儒学的第二次转化。就理论而言，儒学经历了由先秦之子学迈向经学的转变。
无论后人如何评价梁先生的理论，对于当时日益向颓萎文化的保守主义者而言，这一理论的出现无疑是一针强心剂。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的政治改革流产，他仍全力保护儒学改革的成功。
（3）积极参与世界多元文化、文明的对话、互动，在与世界各种文化、文明对话中成就自身的文化价值，发出中国的声音，同时汲取异质文化的因素，促进儒学现代形态的完善。他说：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
不过，由于孔教运动与旧派人物尤其是袁世凯、张勋的复辟活动相呼应，引起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梁漱溟扭转由外在的政治入手转活儒学的方式，从中国儒学的内在精神入手，去撬动儒家义理向现代转化的大门。
